其二，量化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凸显文本形式的内在传承脉络。例如，利用超星数字图书馆的电子数据库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词频检索，可以较为直观地看出宋元话本的演绎方式对小说创作体式的影响。因为电子版本中目前很难找到品相好且具备检索功能的嘉靖本《三国演义》，仅以华夏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《三国演义》电子版本为例来说，将“说话”这一传统艺术样式中经常使用的惯用词作为检索词进行检索，结果大致如下：“话说”一词共计出现6 次；“且听”及“且听下文分解”一词共计出现28 次；“且说”一词，共计出现68次；“且看下文分解”一语共计出现“72”次；“后人有诗（叹）/（赞）/曰”一句共计出现85 次；“未知”以及“未知……如何”等词共计出现86 次；“却说”一词甚至共计出现了120 次之多；“正是：……”一语共计出现102 次。作为中国第一部章回体长篇小说，《三国演义》很显然受到了宋元“说话”艺术的深刻影响。文中起承转合的重要“说话”习语高频次地出现在文本的叙事结构中，几乎每章回的叙事节奏都是用这些“说话”的起承转合来控制的。全篇保持着高度的一致，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建构起了受众的阅读习惯，打开了欣赏者的接受通道，方便了文本在熟悉的方式中传播。

再看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了清代，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小说文体到了清代已经趋于成熟，有了某种文体自觉。到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这里，小说本身的“说话”方式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保留，但是有些“说话”的习语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了。仍以《红楼梦》（《脂砚斋重评石头记·修订新版》，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，电子版）为例：检索“话说”一词共计出现51 处；“且说”一词共计出现66 处；“却说”共计出现27 处；“且听下回分解”共计出现为33处；“诗云”共计出现6 处；“未知……如何，下回分解”共计出现1 处；“正是：……”共计出现7 处，“后人有诗”共计出现0 处。从这些数据来看，与《三国演义》相较之，宋元说话的程式化表达依然对清代长篇小说存有影响，一些基本的叙事模式依然保留，比如“话说”“却说”“且说”等词仍普遍存在。但是结合文本和上述分析，会发现这些词汇越来越雷同于现在汉语意义上的一些关联词语，“说书”的意味已经没有那么明显。《三国演义》中“后人有诗（叹）/（赞）/曰”“正是：……”这些引出诗词韵文的“习语”，不仅大量出现，而且在《三国演义》中每一章节必然包含了总结性质的诗词、韵文。但是到了《红楼梦》，每一章节都已很少这样使用诗文了。而这原本是“说话艺术”的典型特点之一：用总结性的诗词回顾本章，预示下文，或者褒贬劝诫某人某事。

概言之，如果说《三国演义》更像是一种对象化的叙事，《红楼梦》已经愈来愈专注于非对象化的叙事本身了。这也是量化数据对于文体研究的一个有益的借鉴。事实上，这种“说话艺术”的习语就是传播领域中的冗余。这些冗余之所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形式因素逐渐积淀在崭新的文本中，一方面在于传播主体的成长、创作受制于约定俗成的言语冗余，只能在冗余中言说；另一方面，运用文本形式的冗余是让受众快速进入审美视野的最佳方式。可以说，形式上的高度冗余既是促进文本快速传播的一个重要捷径，也是文本经典化的路径之一。

其三，量化数据可以在某种意义上揭示出艺术品的审美内涵。以诗词在中国古典小说中出现的频次为例，《三国演义》的诗词大约在两百首左右（不同版本略有差异），《红楼梦》前八十回中共使用了一百四十多首诗词，《水浒传》中的诗歌总数将近六百首，《西游记》更是多达7 百余首。诗词在古典小说中的大量使用，体现了诗词韵文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特殊地位。叙事类的作品大量使用诗词歌赋有着重要的历史原因：中国古典小说自诞生之始，就包含有“小道”“君子弗为”的贬义。在其发展早期，有声望的文人直接参与创作的情况几乎没有文献记载。伴随着市民文化的萌芽与发展，元明以来越来越多的文人参与小说创作。有学者曾对明中后叶的情况进行过统计：

在明中后叶文言小说作者情况简表中，共列有作者165 人，涉及约200 部作品。这些作者中有进士76 人 (含状元2人)，举人19 人，即有举人以上功名昔占58%，已查明官职的有97 人(其中尚书7人，侍郎8 人，另有多人为都御史、布政使一级的官僚)，占59%……与通俗小说有关的66 位文人的简况，其中进士40 人，举人6 人，即有举人以上功名之占70%，有官职者50 人，占76%。?陈大康.明代小说史[M].上海：上海文艺出版社，2000：542-543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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